罗海鸥:创新中国的教育学
涂又光先生的教育思想
来源:中国教育报   作者/罗海鸥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5-10-10 10: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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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此文刊发在《中国教育报》9月30日第7版,链接:paper.jyb.cn/zgjyb/html/2015-09/30/content_442742.htm

  

  “教育自身”这一概念提醒我们,中国教育问题在忘本,不在与国际接轨,以致不少国人越来越不自信、不独立;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都可从是否在做教育自身上寻找;教育前沿问题要研究,但首先要研究好教育自身,否则,就是治标不治本。

  涂又光先生一生安贫乐道,守常图新,立己树人,学以报国,为传承和创新中国教育学,推动中国的学术独立,维护中国的文化尊严,贡献了自己整个生命。学习其为师之道,有助于我们做一名真正的师者;研究其教育思想,有助于发展和创新中国教育学;吸取其精神营养,有助于唤醒和提升我们的精神文化生命。2012年,中国哲学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涂又光先生不幸去世,享年86岁。近日,“涂又光教育思想研讨会”在岭南师范学院举办,我们再次领略到他的大师风范、学术精神和思想真谛及其对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贡献。

  潜心做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问

  涂先生的“中国高等教育史论”和“教育哲学”课,都是用中国的经典原理结合现实体验和时代精神去做创造性的阐释。

  涂先生天资聪颖、幼承庭训,从小打下厚实的国学基础。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。他不仅受业师冯友兰的器重和影响,而且深受梅贻琦校长,陈寅恪、潘光旦、金岳霖等老师的教益,坚持中体西用、守常为新、学以报国,矢志于中国的学术独立和文化尊严。不论任何时代和环境条件,他都能沉潜下来,安心静气读书治学。他继承了陈寅恪等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所倡导并力行的优良学风——治学,要以世界为范围,重在比较,绝不闭门造车;自甘寂寞,只为国学,不在乎名利地位。

  他是冯友兰先生的高足。在那个特殊年代,冯学还未完全解禁,研究和传播冯学自然会有巨大的政治风险,但他以为冯学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的非凡勇气去接近冯先生。多年辛苦耐寂寞,甘为恩师做编辑。他不仅将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授课并出版的英文讲稿《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》译为中文版《中国哲学简史》,而且历时十年,独自将冯师的学术成果整理、编纂为400万字、14卷本的《三松堂全集》,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。其撰写的《冯友兰<三松堂全集>简介》,是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篇对冯学做出肯定性评价的文章。

  涂先生根在本土,学贯中西,以身载道,对中国文化有着近乎虔诚的敬爱。他执着地守望着中国文化,寂寞地践行着中国文化,默默地传播着中国文化。对于传统文化根基不够的学生们,他仍寄予殷切的期望,并以自身的身教言传来补救。发现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无知、误解或存有偏见时,先生有时会痛心疾首,大发雷霆。其实,他和这个世界有诸多冲突,对教育和学生也常有不满,这并非他的苛刻与狭窄,而是他的率真与执着,坚持真与伪、善与恶、美与丑不能混淆。这种严厉和坚硬,是其真性情的表露,是一种“崇高的不满”和“神圣的批评”,承载了他治学育人的崇高理想,承载了他对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使命感,承载了他对民族未来的忧虑和期盼。

  涂先生学贯中西,深读精研中西学术文化经典,且常常进行比照,结合人生体验和社会观察,得出相关结论。他坚持中体西用,把中国文化作为“砧木”,西方文化作为“枝条”,认为只有把中国文化的根基打牢打深,即根深干粗,然后嫁接西方的新枝条,才能焕发中国学术的生命活力,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。

  在注重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,先生反复强调,没有民族性,便没有真正的人文学科。人文学问,只有在自己的土壤上,只有从国家或民族最深的根部生长出来,才是好的人文学问,才能具有生命力。他对那种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,深恶痛绝。他的“中国高等教育史论”和“教育哲学”课,都是用中国的经典原理结合现实体验和时代精神去做创造性的阐释。

  教育哲学回归自身

  涂先生提出“教育自身”,是总结中国教育经验教训,通过切身体验反思提出来的、最为重要的教育哲学概念。

  涂先生学养深厚,又洞悉社会,故能言人之所未言或不能言。在上先生课前,我已听过很多老师的哲学课,但听了其“教育哲学”课以后,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哲学。先生从研究的对象、方法和功用角度把哲学和科学分得清清楚楚,虽然没有追求系统性,也没讲多长时间,用他的话来讲,只是“引个端”,但我一下子被其吸引,感觉到哲学原来那么有魅力,学哲学是那么享受。

  他强调,大学教学要区别于中学,要坚持“修辞立其诚”,要少而精,引个端即可。他授课,不看重教材,不讲教材或一般著作上已有的观点和内容,不追求全面系统,而着重讲授自己的观察思考、人生体验和原创成果,加上其真诚和激情,常常出人意料、震撼心魂、启发性灵。这种给人引端用力之要的教学,与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和清华大学的教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。这种教学,课时不多,但带给学生的影响是终生的。

  先生讲“教育哲学”,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与体系。他认为,第一,要解决定位问题。提出人类社会分经济、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,经济领域追求的是利润,政治领域追求的是权力,文化领域追求的是真理(利、力、理的汉语拼音都是li,故可简称“三li 说”)。但“利”要以“义”为本、“力”要以“仁”为本、“理”要以“诚”为本。教育定位在文化领域里,不能错位。识别是否错位,只能看实际、看行动,不能看理论、看口头。这是他静观细思几十年得出的重要方法论。第二,教育本体论,可用教育自身来阐述。这是教育哲学里最核心的概念,也是他提出的最重要概念。他认为,与教育自身相对应的是教育条件。教育不能与学校划等号。在学校里搞的活动,可能是教育活动,也可能是负教育或零教育活动。教育自身便是使人尽性,把人性即知情意发展到极致与至善。办学要注重教育条件,更要自觉地在教育自身下功夫。第三,教育认识论,是“认识——实践——再认识——”的过程,即从知开始,进入行的阶段,所掌握的知识才是完整的。不然,只是半知识。因为行是知之体。第四,教育方法论就是反刍律和经验律。前者是中国文明几千年来得以延续的成功方法,后者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结出了硕果。两种方法相互补充,结合起来便是最完美的教育方法。所谓反刍律,就是从小将知识像牛吃草一样先把经典吞下,然后再像牛反刍那样消化吸收。经验律则强调教育要注重经验,总结、改造和升华经验,根据经验反思得出新知。第五,他把教育的总过程概括为“无知——有知——无知”的过程。人通过教育从原来的无知达到有知,再通过教育从有知复归无知。由此修养功夫不仅层次高了,而且努力的程度也大多了。从有知复归无知的人,不是圣人也是贤者。先生认为,现在的教育,从无知到有知这一步,比较自觉;但后一步,很成问题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涂先生提出“教育自身”,是总结中国教育经验教训,通过切身体验反思提出来的、最为重要的教育哲学概念。由此教育学才超越科学层面,进入哲学境界。这也是先生对教育学科的最大贡献。可惜,至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。其实,这一概念提醒我们,中国教育问题在忘本,不在与国际接轨,以致不少国人越来越不自信、不独立;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都可从是否在做教育自身上寻找;教育前沿问题要研究,但首先要研究好教育自身,否则,就是治标不治本。

  中国高等教育要明体达用实现使命

  除了大家知道的“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”“泡菜理论”“反刍说”“砧木说”等外,还有要办中国“的”大学,而不是“在”中国的大学。

  涂先生注重原典、从史入手,以哲学高度,研究与教学。他研究教育,是从“中国高等教育史”教学开始的,随后出版了《中国高等教育史论》,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史论体系。

  他提出,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可用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新民,在止于至善”一句话来概括。明明德是本体,新民是功用,止于至善是使命。只有明体达用,才能实现大学使命。然后,用“传说与成均,孔子与私学,董仲舒与太学,朱熹与书院,蔡元培与大学”把中国高等教育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对应的学校形态,简洁地表述出来。这样,一条纲领,五句话,就把中国高等教育历史表达得简明扼要,清清楚楚。先生结合自身体验反思,还提出了不少具有思想原创性和现实针对性的教育思想或观点。除“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”“泡菜理论”“反刍说”“砧木说”等外,还有要办中国“的”大学(a university of China),而不是“在”中国的大学(a university in China)。他强调,文明包括人文和科技;文明的区别在人文而不在科技,要重视人文及人文教育,办中国“的”大学。而忽视中国人文,没有中国文明“的”特色的大学,只算是“在”中国的大学,不算是中国“的”大学;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性,使人尽性,使人成为人;教育基础在家庭、在中小学,不能成为“拖油瓶”;人文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,它使人提升精神境界,放开思维想象,这是创造者的心态,将其融入科技教育,奔向现代化,中国高等教育必然一片光明。

  实际上,涂先生已建构一个教育学体系。

  涂先生所创作的教育学,是扎根本土、放眼世界的生活的教育学,是教育家一生笃行的信念和生活,是其独立精神、深厚学识、生命体验与反思的结晶。这是具有中国特色、风格和气派的教育学。他的教育家的气象与师者的生动形象、让人敬仰的人格风范和影响恒久的道德文章,将永远照亮和温暖我们,为中国教育学派的建立、教育的返本开新和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奋力前行。(罗海鸥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院长、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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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点击:】    【编发:姚炜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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